徐冰 宏大系统殉道者｜Bravo 匠心

文| 顾玥 季艺

编辑| 季艺

摄影| 高远

栏目赞助| 单农

，不出意外，这个帝国并不受到其原始臣民的欢迎，上层统治者试图招募汉族学者到朝中做官，但很多人谢绝邀请纷纷从公职上离开，以自己的画笔于书斋中表达对统治者的厌怨。

崇尚写生的两宋积累了大量描绘山水自然的技巧，又为元这种足不出户便能在家中寄予情怀趣志的文人创作奠定基础。这时，在中国精英历史传统中，一种根植在基因与天赋之中更为高级的创作游戏诞生了。在书斋里，文人日复一日地感受着自己的内心与性情，寻求合适的表达，最终运用更自由流畅的书法线条总结出了山水的形意，令其与内心中的图景接通，终将中国山水画推向了更唯心也更具文人性的审美地位，从此某一类山水画的创作只与某种特定的符号表意系统有关，而与真实的第一自然无关，这便是文人画的起源。

徐冰先生是这一高级创作游戏的推崇者，他将中国人总结山水形意的智慧归结为这个民族特有的归纳能力。古人总喜欢临摹前辈的画作，却签的是自己的名字，「他明目张胆说我临摹你的画意……那就等于山寨画的画意」，「他不觉得这个山寨，核心是一个很耻辱的事情，他觉得是对那个东西的尊敬」。在徐冰看来，就像中国人想拥有LV，觉得是文化经典，就会仿造它并不觉得羞耻，中国人的山寨能力既来自于强大的总结归纳，也来自于一种致敬式的文化传统，「(它)讲究拷贝，它讲究临摹，它讲究用前人的方法和前人的诗句放在我的诗句里，那这叫用典，这是一个高雅的行为」，「所以现在法律没法界定中国古诗，因为西方法律，比如说你抄袭超过了百分之多少就算抄袭，但是它后面一注，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包括中国古诗词的抄袭。」

同样，在徐冰看来，中国人强大的归纳概括能力也体现在文字上。世界上的很多文字系统始于象形，但由于归纳能力不够，「没法发展象形」，它必须要往一个词源后面加别的音作为辅助，靠的是人为赋予的意义而不是形象表意，再放弃了一个象形符号对应一个音之后，「就成了拼音文字」，徐冰说。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字是一种初级文字，但在徐冰看来，这恰恰是中国人的高超之处，证明了能将形象归纳下去，而很多文明不行。由于具有一一对应关系，汉语是单音节发音，一字一音，西方则更多是拼音文字发音粘在一起，「提溜着一串」。徐冰由此总结，西方人可以一边说一边思维，所以爱说话。中国人不爱说话，因为我们的语言是视觉的，不靠听不靠说，要看。

徐冰把自己的创作动力归结于想知道「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用的」，葛宇路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他记得徐冰在课上时喜欢谈论中西文化大方向的不同，是一个喜欢从宏观谈问题的学者。

在汉字、文人画这些中国的归纳系统中制造出障碍让徐冰感到兴奋，他认为这是在意义与无意义之间跳进跳出的漫长过程。80年代末，他以作品《天书》出名。他拆解汉字的偏旁部首，重组成四千多个「伪汉字」，采用活字印刷的方式制作成书册和长卷，任何人都无法从中认出一个字。一本写满了字的书，乍看气壮山河，钻进去方知荒诞无稽，反映的是他「一直以来对知识进不去又出不来的敬畏之感」。

《析世鉴-天书》

《天书》之后，徐冰又将英文写成方块字，创造出一套新的文字，「徐氏新英文书法」。到了《背后的故事》，干脆是一系列用废弃物仿制古画的作品。正面是中国艺术传统中的山水长卷精品，绕到背面，干松枝、泥土、塑料袋和棉线等构成材料破破烂烂，一览无余。文人画中一棵树代表所有树，到了徐冰这里，归纳性进一步加强，一截破枝足以指代一切。2011年，大英博物馆邀中国当代艺术家办个展，徐冰带去了《背后的故事7》，戏仿的是清初画家王时敏作于1654年的山水。徐冰认为，中国传统艺术的规律是每个朝代崇尚前一个朝代。因此从粗犷走向精致，从具象描摹中提炼总结，从野外写生退回书斋内创作。到了清初，摹写古人笔墨的王时敏，其山水画离真山真水已经越来越远。徐冰通过取材自然材料重组山、水、亭台，乃至晕染、勾勒、皴法等中国画技法，重新建立了中国文人画和自然之间的联系。

「我其实还是喜欢让我们现有的概念不工作……我希望在我面前会有一种障碍。」面对文字、文人画这些中国人善于归纳总结出的强大表意系统，谈起自己的创作乐趣，徐冰指向工作室中展示的巨幅英文书法作品。他先把《春江花月夜》翻译成英文，再将英文写成方块字。「我们所有的概念，关于文字的概念，关于英文的概念，关于中文的概念，面对这个东西都无效。」

这也是徐冰让自己成为创作本身的过程。造字之初，英文字母和中国书法的笔画走势毫无关系，徐冰却偏要将两者拧成一体。造字过程中经历的思维斗争都被一幅幅作品忠实记录下来。「现在我写得时候完全意识不到英文。」从某种程度上，他也是这套创作的殉道者。

诗人翟永明评价徐冰的创作「时刻处于紧张而刻苦的状态」，和古人一样，徐冰深谙长期埋首书斋之中，对于他所渴望达成的颠覆式体系性创作的帮助。制作《天书》时，徐冰除了在中央美院教素描课以外，停止了所有活动。他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刻字期间，徐冰的父亲因肺癌住院，父亲看到儿子刻字刻得手腕剧痛，心疼不已，叮嘱他不要太执着。在徐冰这里，这已不是执着，他将闭关刻字当做休息。「很多人觉得我刻苦耐劳，哪知道我却享受得很，享受着一种自认为的、封闭的崇高感。在人们忙着排队买菜、过好生活的时候；在知识界狂热阅读、研讨的热潮之外，我却忙着赶刻连自己也不认识的字。」徐冰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

《天书》一炮而红，国内外议论纷纷，徐冰却自觉「失语」，「我的『自我封闭的崇高感』被稀释在人群中，」他写道。四千个字，字字过手，他刻了两版。重回人世，已经世事不知，「从1987年到1991年，我怎么了？我做了什么？只能说是：一个人，花了四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什么都没说的事情。」

这种面对固有庞大系统，让观者哑然失语也让自己殉道其中的创作游戏贯穿徐冰整个创作生涯，有人总结「徐冰在化腐朽为神奇之后，再让你知道神奇的背后是腐朽」。如今，距离《天书》二十年，徐冰最新影像作品《蜻蜓之眼》运用监控录像素材试图颠覆电影叙事，背后的创作动机仍如是。

监控画面第一次吸引住徐冰的注意力是在2003年，那时美国的幼儿园已经装上了摄像头，以便家长远程查看孩子们的状况。徐冰人在德国，3岁的女儿在纽约，徐冰在网上盯着监控视频，只记得画面非常模糊，「你也不知道谁是你女儿，反正一堆孩子在那跑来跑去。」

被放监控的地方往往是人们最在乎的角落。搜索中国各个地方监控录像时，徐冰看到一个监控对着一个老父亲，「这个一定是他们要随时跟踪他父亲的情况」，徐冰说。他理解这个家庭应该是为了走到世界各地都想知道父亲在家里怎么样，阿姨是不是管得好。

在旁观者看来，这让监控在美学上有了一种紧张感。正是担心有什么事会发生，所以「即使它什么都没有发生，就是一个人从那儿走过去，你总觉得好像要发生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监控的责任就是等待发生出事的一刻」。这为监控本身就赋予了一种文学性。过了一段时间，对着老父亲的监控停了，徐冰明白，那一定是老人去世了。

「所有的人在为一个角色生活了一段时间」，坐在位于望京的工作室里，沉浸在监控世界里的徐冰在深夜感叹。徐冰思考用监控视频组装成电影的想法前后已有四年。四年前，想要获取这些资料还只能通过一些不正常渠道。就这四年间，私人监控摄像头开始普及，网上同步的视频资料丰富得远超人的想象。同时，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徐冰敏感地意识到监控与人的关系在变。1950年，奥威尔写出《1984》，警醒世人无处不在的老大哥对人民一举一动的监控。1998年，电影《楚门的世界》中，男主角楚门从出生开始就被全世界监控直播。三年后，美国911事件发生，监控摄像头一夜之间遍布大街小巷，每个可疑分子被截下盘问，生命威胁当头，几乎无人再想起那个老大哥的预言。

截至2015年，全世界共计超过两亿六千万监控摄像头在工作，并以每年15%的趋势增长。今天人们可以便捷地购买家用摄像头，将监控画面上传到网络，在云端共享。他们监视空宅，监视宠物，监视家中无人看护的孩子。

通过网络共享，徐冰和工作人员就这样看到了千户万家中人们最关注的角落。工作组里十几台苹果电脑排开，房间的天花板上架着一个摄像头，时时刻刻俯视着这里观看人间万象的人。墙上零散粘着便利贴。记着「每日必看」、「勿遗漏镜头」、有一整张A4纸上列满了菩萨圣诞日，从正月初一的米勒菩萨一直记到十二月二十九的华严。

葛宇路去年7月加入蜻蜓之眼团队，负责将海量监控视频分类，根据剧本从素材中寻找电影情节推进需要的特定镜头。刚入组的时候，每个人都特别兴奋，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一切奇观在监控中都能看到。葛宇路记得医院里的一个画面，治疗颈椎的一种仪器将人的脑袋吊起来左右转动，病患的脸被拉得很宽，「像个大装置」。还有电梯里老太太强吻小学生，小学生推不过，老太太亲了一下，又是亲一下。

葛宇路觉得，来到徐冰工作室参与「蜻蜓之眼」项目以来，自己身上很多东西在变。 「说不出来哪里咯噔咯噔有变化」，他按了按胸口。看了太多离奇的天灾人祸和无数难以置信的巧合，工作组的大家都会变得分外警惕，他们觉得意外随时会发生。葛宇路每天骑电动车来往学校、住处与工作室，一直减速慢行，谨守交通规则。「（视频）看得太可怕了，一不小心就给撞得成什么样了」。他出门十二分小心，直到两个月前，自己也出了车祸。「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葛宇路说，那天他撞上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太太，「我觉得特愧疚，自己看了这么多结果之后……嗨，都白看了。」

与监控视频相处日久，更加细微幽深的感触是，在等待和无所事事时，葛宇路觉得坐在监控前的自己慢慢慢慢地，在分崩离析。「自我分裂了，飞了一部分到这个世界中」，他说。那个世界，有时是一片宽阔的湖面，轻风吹拂下，湖水皱起又展平。有时是一条泥泞的乡间小路，他瘫在靠椅上看完了一场雨，怔怔地想去屏幕里那个扑克牌大小的窗口中发呆。「一句话说就是不想在这儿待了」，葛宇路说，「想从这里很具体的东西里面出去……有可能我太累了，但是如果真出去，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可能也很残酷，搞不好在路上就被车撞死了。」 他觉得剪头发都浪费时间，，他要守着世界的端口。

电影和现实并行，两端相互缠绕，共同生长。有时，徐冰需要找一条夜晚下着雨的山区小路，镜头中正好有一辆车从这条路上开过去，两秒钟的镜头。翻遍一年以来的视频资料，全无。那么就找到一个架设在山区小路的摄像头，开始查看天气预报，一天一天，等着一个下雨的夜晚，等着一辆车恰巧经过。

终会有一场暴雨到来。大雨次日，翻检监控，夜晚、山区、小路、汽车，就有那么一瞬间元素齐全。两秒钟的画面填进100分钟的电影。材料的重重限制让徐冰乐在其中，新的艺术语言，新的创作手段，不断生长和扩容地人类文明现场让他无比兴奋。葛宇路问他，徐老师，您这么大年纪的人，怎么弄这么狠，「他说哎呀，我一想到这个事情，是个很有创造力的事情，是其他人没有干过的事情，就很激动，激动得睡不着，激动得一定想把它弄出来。」年过花甲之人为自己的新游戏夙夜难眠。

作品名《蜻蜓之眼》已经足以代表这种野心，蜻蜓有多达2.8万只的复眼，每一只就像一架小型摄像机，弧形的表面可以照顾到各个方向，不断摄入周围的物体，有全知全能之意。徐冰带领十多人的工作团队从全国各地搜集上万小时的监控视频，经过归类、截取、组装，进行再创作，旨在制作出一部情节连贯的剧情长片。2015年的最后一天，《蜻蜓之眼》的预告片发布。开头即说明这部影片没有演员，没有摄影师，全部影像来自公共渠道的监控视频。预告片中的画面模糊不清，四分钟不到的视频中，马路上的牛被撞飞，工厂里的牛排队等挤奶，下水管道爆炸，汽车掉进地上的大洞，法庭辩论，整容手术现场，若干场险中求胜的车祸等片段依次闪过。

而《蜻蜓之眼》更是满足了徐冰「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创作偏好，背后仍然秉持着在书斋中观察世界的创作逻辑。在《蜻蜓之眼》中，有徐冰个人顽童的一面，徐冰想要电影通过审查，获得公映机会，但他知道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徐冰在海量「机位」里找到一个放置在一家小公司中的摄像头，这个公司的员工下班后经常打开投影仪看电影，摄像头正好对准了打在墙上的电影画面。年轻人爱看外国片，「我想他早晚得看一个中国的」，等着等着，终于等到一个中国电影，剪下来一个龙标镜头。徐冰将这画面放在电影开头，，也坐实了整个片子的戏仿性。以人文、纪实、现实主义三板斧著称的导演贾樟柯为了最大化去除表演的伪饰性，热衷于寻找素人演员拍电影。看了《蜻蜓之眼》的片段后，贾樟柯对徐冰叹道，徐老师，你这个想法弄得估计我们拍得东西都没有意义了。

80年代后，移动影像开始普及。在徐冰看来，人类创造了移动影像后也用歪了这一工具，人们用影像作假。「所有的大片是作假，电视主持人也是作假，为什么说作假？因为他意识到我在向全国人民直播我的形象。」无处不在的监控系统是一种真正的散点透视，视角完全散开，不受任何人为控制和节选，因此呈现出了人类真正意义上的整体行为。过去的历史是经过人为判断与节选出的重要瞬间，而监控的密度越接近无限大，人类的历史越接近真实。这可能重塑人类的历史观。

今年过年前，葛宇路留下来帮徐冰排版，这次合作是他在课堂之外头一次和这位艺术家一起做事。让他感慨的是，这个总在课上喜欢讲宏大系统的人，在做事细节上却又苛刻到了极致。让葛宇路印象极深的是，在排版时，徐冰会紧盯着他反复校正，左移一个像素，右移一个像素，按一个像素甚至一个灰度那么调整，展现出有常人难以企及的专注和耐力。这让葛宇路想起央美校庆时「总会放这些大师啊，什么师的这个讲话」，徐冰的讲话让他印象深刻，视频里，徐冰谈起了一段当年他老师带他时，如何训练他做事的故事。徐冰是美院版画专业毕业的，当时刻板时，他的老师会一直盯着他，「徐老师刻一下老先生点一下头，徐老师刻一下老先生点一下头」，「就说代代相传，老先生对学生的照顾」。葛宇路回忆，后来高校扩招后，他们也就再没有这种机会了，但当看到徐冰至今沿用老师教他的方法去排版时，葛宇路一下子很受触动，那天是年前晚上加班，其他同事都回去了，刚好就他买票买得比较晚，被留下来帮徐冰排版，在那个只有他们两人的工作室里，葛宇路想，「就说这个东西可能内核还是有那个（师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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